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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8 07:13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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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始终对组织坦诚,在面对组织函询,甚至接受组织审查时,应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对组织说真话说实话。抓认识提升,增强政治自觉。

因为在执纪中,判断“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不是以党员的主观意愿和主观想法为依据,而是以公权力的廉洁性是否可能受到影响为依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把纪律挺在前面,时刻绷紧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这根弦,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省委切实担负起改革的主责,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统筹协调各级各有关部门凝心聚力推动改革。

  侨务是外交的重要内容,从晚清时期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参与国际外交后,涉侨事务就是外交的重点。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特聘教授李明欢作了题为“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东南沿海侨乡研究”的演讲。

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重要文献中,毛泽东重点论述了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的问题。

  麻阳县纪委副书记张寿文坦言:“信息不共享,人和相关信息要是在外地,我们就监管不了。

  提升网上申办事项使用率,简明简化办事流程,让信息技术能力较低的群众也能屏对屏、键对键操作。7名学生中,1人已考上大学,6人在读高中。

  注重规范执法行为,把握党建发展关键针对执法办案中存在的…

  北京市女检察官协会会长、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小芹表示,首都检察机关和女检察官协会将把宪法修正案的学习贯彻作为头等大事,认真组织全市检察人员和女检察官协会会员,开展多层面、全覆盖学习教育活动,切实保证准确领会修法精髓,扎实推进宪法宣传和贯彻实施,以实际行动践行宪法。对于在形式上符合民事借款要件,但实际借而不还的,甚至将书面借款协议作为幌子或以备后手的,要透过形式看到本质。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青年志愿者行动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载体。

  ”从党中央部署启动立法工作,到充分吸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从公开监察法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到根据各方面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监察法立法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和各方面,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回应关切,广泛凝聚共识,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和原则。有代表说,监察法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纳入监察对象,这将对保证所有公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起到很好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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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张曙霞 |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发布日期:2018-07-18

我国实体经济不仅面临成本的“高山”,也面临转型的“火山”。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2017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任务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振兴实体经济须从哪些方面着手,如何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企业自身又该如何修炼内功以提高核心竞争力?辜胜阻认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不仅面临成本的“高山”,也面临转型的“火山”,实体经济除了存在成本和转型的困境,还面临着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法制环境欠缺、民资市场准入门槛高等问题,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打好降成本“组合拳”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哪些困境?

辜胜阻: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成本高企、转型艰难、利润微薄等经营困境。

一是经营成本高,主要表现为融资贵、税负重、用工难、隐性成本高。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6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对负担主观感受增强,56%的企业认为当前总体负担较重,负担重的领域依次为人工成本(64%)、融资成本(55%)、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50%)。

二是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困难,产品和服务质量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还有待提高,消费“外流”现象突出。

三是实体经济法治化的市场环境有待优化。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不够、法制环境欠缺,阻碍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仍然存在。

四是投机暴利、投机暴富侵蚀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由于资金的传导路径不畅通,大量资本进入房地产、金融等投资时限短、投资回报高的领域,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

《财经国家周刊》:降成本一直是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各级政府也下了很大气力,在降成本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企业获得感似乎并不强,问题出在哪里?如何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

辜胜阻:过去一年,政府实施了减税降费、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比例、下调用电价格等措施,取得一定成效。例如,2016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但很多企业获得感没有那么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税虽然降下来,但行政性收费提高了,而且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实体企业综合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企业综合成本的构成复杂多样,要打好降成本的“组合拳”,接下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继续减税,减轻实体企业负担。

二要依法规范涉企收费,加大降费力度。应全面实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监督地方政府加强制度落地,取消或停征一批政府性基金、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收费等。同时,针对性地扩大实体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免征范围,减轻企业费用成本。

三要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降低实体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四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商业银行加大金融创新力度,采取小微贷款税收优惠、创新抵押品、设立贷款风险补偿金等方式,为实体经济让利。还要规范融资中评估、审计、保险等金融中介服务收费,降低融资担保抵押成本。

五要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削减企业用工成本。针对困难企业,允许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阶段性调整医保缴费模式等,合理控制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加大职工培训补贴力度,削减企业用工成本。

六要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物流等成本。

 

以普惠金融破解融资难题

《财经国家周刊》: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在引导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方面,你有何思考?

辜胜阻:当前,实体企业融资难主要表现为小微企业融资难。实体型小微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往往缺少可供抵押的资产。我们通过调研发现,90%的小微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需要进一步发展普惠金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具体而言,有以下对策:

一要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加大技术创新,着重发展Fintech(金融科技)为支撑的普惠金融;

二要完善股权投资链,实现天使投资的普惠化,打通小微企业融资的“最先一公里”;

三要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完善主板市场基础性制度,积极发展创业板、新三板,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构建“正金字塔”型的资本市场结构;

四要通过扩大风险补偿基金、转贷基金和信贷差别化管理等措施,激励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信贷支持;

五要加大对信用担保财政投入,使微型企业担保体系回归公益性,创新小微企业担保模式,发展知识产权质押、动产质押、股权质押等新型担保形式,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担保难”、“抵押难”问题;

六要完善小微企业的征信体系,落实金融公共服务的普惠性;

七要完善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避免融资乱象。

 

为民资清障搭台

《财经国家周刊》:民营企业是发展实体经济的生力军。去年民间投资仅增长3.2%,较之2015年的双位数增长下滑明显。如何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提振投资信心?

辜胜阻:2016年我国民间投资快速下行,从前几年的20%-30%下降到只有3.2%。随着去年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出台实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政策利好持续释放,2017年1-2月份民间投资增长6.7%,呈现“反弹”态势。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需要引导民企转型升级,提升民企转型能力,让民企“想投资”。同时,要鼓励制造业技术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引导民间投资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相结合,积极转变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逐步从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低的行业退出,流入能够产生长期经济效应的新兴产业。

另外,要形成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使民企“有钱可投”。要组合出拳降低民营企业成本,使民企“能投资”。

《财经国家周刊》:在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稳定投资预期方面,你的建议是什么?

辜胜阻: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稳定投资预期,需要有强力清障搭台,破除“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三重门的阻碍,破解民间资本“想投却没处投”的难题。

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如“非公经济36条”、“新36条”、“鼓励社会投资39条”、“促进民间投资26条”等政策文件为民资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民生、金融等领域提供政策保障。当前,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要求,强力推进政策落地。

为此,第一要清障搭台。一方面,要打破市场准入“上面放,下面望,中间制造顶门杠”的“中梗阻”现象,另一方面,还要治理“明放暗不放”、“上面很好,下面好狠”的“末稍炎”,有效解决民间投资领域“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第二要防止“挤出效应”。在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同时,增强政府和国企投资的引导“协同效应”,形成政府与民间投资的合力,防止对民间投资“挤出效应”,消除投资壁垒、限制或歧视,让民企有“有空间投”。

第三要提振企业家信心。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产权保护走向法治化,倡导政府守信践诺,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使民营企业家有安全感,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国内投资。

第四要稳定投资预期。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既要鼓励领导干部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坚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又要鼓励企业家在法律的框架内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坚持“洁身自好、走正道”。既要以“亲”密切政商关系,又要以“清”规范政商关系,消除滋生腐败的“温床”,推进官员和企业家交往界限分明、彼此清白、依法依规、坚守底线。

 

实体企业要苦练内功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政策层面优化发展环境,实体经济要振兴,离不开企业自身修炼内功。对此,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辜胜阻:实体经济优化结构,需要企业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实体企业苦炼内功,可从“六个变”下功夫,“变新”,提升创新能力;“变快”,提高周转效率;“变优”,优化组织管理;“变精”,聚焦精品、精细;“变长”,延伸产业链;“变绿”,创造环保价值。

具体而言,首先,企业要构建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创新人才的知识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建立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实现创新、创业、创富联动。

其次,要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提高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

第三,要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在岗职工“干中学”培训体系,实现工学结合,要多渠道开展质量素养提升行动,强化员工的质量意识、提高员工提升自我技能的积极性、加强员工的责任感,激发员工打磨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的热情。

第四,要深度挖掘用户需求,提高产品对需求的适应性,积极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丰富和细化消费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质量、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品。

第五,要以品牌创新为抓手提高供给质量,打造中国品牌,建设质量强国。鼓励企业树立品牌经营理念,下大力气把产品做专做精做优,由产品制造走向精品制造,从而建立品牌声誉、提高品牌的顾客感知质量并建立顾客忠诚度。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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